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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非曾在访谈中提到“写作的动力正是来自对故乡的思考”,作为先锋文学“五虎将”,“故乡书写”一直是格非的写作特色。《登春台》凭借其特别的四段式结构,让人眼前一亮。四位主人公分别从故乡——江南笤溪、北京小羊坊村、甘肃云峰镇、天津出发,相聚在北京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公司。在此之前,他们过着不同的人生,年龄、性别、成长环境完全不同,却都与周振遐这个人物产生联系。周振遐路过他们人生的不同阶段,同时,他们手执周振遐不同时期的拼图碎片,拼凑成一个真实的周振遐。格非巧妙转换三种人称,为四个人物敷陈各自的人生困境。
面对断梗浮萍的处境与原生家庭的创伤,《登春台》中的男性人物都没有圆满自我生命。窦宝庆选择极端的方式锒铛入狱,陈克明在人生翻盘后遗珠弃璧,周振遐功成名就后却对声音病态地敏感,在遇见姚芩前,近乎苛刻地追求安宁。而反观《登春台》中的许多女性人物,无论是天南地北打工的贾连芳,还是北漂疗伤的沈辛夷,抑或是从茯西村来到北京的姚芩,在离乡的地域流转中,挣脱压抑的生存状态与心灵监狱,找到了出路。并且,她们的出走是主动式的无怨无悔,不是“一生被迫出走的东亚女性”,不是粤港澳因婚配离家的“走仔”,不是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,而是用出发的勇气,从家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功利如贾连芳,不断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寻致富商机;审时度势如沈辛夷、姚芩,在互联网时代供职物联网公司,她们的出走都具有向上的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力量。
《登春台》
被周振遐提携为董事长的陈克明,曾送给助理沈辛夷一枚昆虫化石琥珀项坠作为答谢,也曾想送前妻静熹和沈辛夷同一对琥珀耳坠,结果都被拒绝。“琥珀”意象冥冥中对应着书中女性的命运:有少数女性一辈子困在凝固的琥珀中,或如窦宝庆的姐姐最终萎谢,或如郑元春终身等待“纽约”的虚无丈夫;有的女性在出走故乡的精神突围中,不再囿于壅闭的琥珀,化身为一只翩跹的蝴蝶,完成自我生命的救赎。姚芩离开让她伤痕累累的福建茯西村,在北京西山云锦寻得清净恬然的生活。笤溪人沈辛夷在北京的宁波菜馆,向姚芩倾诉她与母亲的矛盾,姚芩一句“母亲终归是母亲。并不是说,只有完美无缺的母亲,才值得我们去敬重与善待”,某种程度帮助沈辛夷在与母亲渐行渐远中,学会接受与释然。
地域漂泊给予小说人物无根性,由此产生孤独的情绪。《登春台》中的人物面对孤独有诸多方式,那些方式来自不同的灵魂,不同的性格特质。男性人物大多困顿于孤独,他们需要倾诉的对象来纾解——周振遐觅得灵魂伴侣姚芩,窦宝庆向郑元春讲故事,陈克明需要静熹帮自己做决断。而女性人物在异乡北京短暂生活后,出人意料地适应——慢慢发现这个城市让人愉快的地方,自由洒脱的空气苫蔽了在家乡时的压抑窒息。有的女性成为自渡者,有的女性在自渡者的调解下成长。
格非对姚芩这个“自渡者”的塑造,比“超凡脱俗”的周振遐更鲜活生动。周振遐学习理科专业,却对哲学痴迷,也颇爱总结人生道理。但他的个人之见,会因无法落地而显得空泛,且带有男性刻板印象。正是带有烟火气的姚芩,将自诩不食人间烟火的周振遐“拉下神坛”,她激烈地反驳周振遐“友谊高于爱情”的柏拉图式想法。女性在这时处在更主动的位置,某种程度摆脱了“顺从温和”的脸谱化形象。在对童年阴影的克服上,姚芩也比周振遐更为擅长。周振遐一直困顿于被母亲抛弃的“我执”,从此执着于自我感受,对家中老小没有责任,导致与妻子离异、儿子不成器。在与姚芩的交往中,周振遐近乎唠叨地讲述他耿耿于怀的过去,而姚芩仅用一句“表面光鲜,实则惨不忍睹”草草概括自己的往昔,这里既有格非特意设置的情节留白,又能体悟到姚芩作为一个成熟女性的超脱。姚芩在几次失败的婚姻中认识到,“想通过把自己交出去而获得心灵上的平静根本是不可能的”,由此成了自渡者。对于生活苦难与灵魂创伤的疗愈,除了自渡,他人爱莫能助。与姚芩相比过于偏执的沈辛夷,也如周振遐般沉湎过去、自顾自怜,她与周振遐是否能在对姚芩的单向倾诉中,感受到姚芩精神上超越他们的地方呢?
沈辛夷的故事,借由向姚芩的倾诉展开。沈辛夷的困境,不外乎对母亲的憎恨与性侵伤害。泼辣果敢的沈辛夷母亲——贾连芳,颇具虎妞气质,用一股力牵引懦弱无能的丈夫向前走,是《登春台》中唯一一个摆脱女性特质的,在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女性主体。贾连芳没有受到性政治的束缚,没有女性气质、女性面具的捆绑,在沈辛夷看来却那么可恨。她高喊着“要压倒一切困难”“生活就是拼命”,一辈子执着于咸鱼翻身,从蜀阳到湖北两地,从赣州到南宁,凭窗帘生意一点点打拼属于自己的小家。出身农村的贾连芳,一直怀揣着去法意瑞、新马泰见世面的理想,欢欣地享受各地周转的劳作。反倒是沈辛夷父亲无法忍受东跑西颠,提出回家,被贾连芳狠狠反驳“回来能做什么”。即使最终回到家乡,贾连芳依然能够风生水起,可以说,哪里都能成为贾连芳的罗德岛。她绝不是“真正的女人”,却因此闪烁着野性原始的生命力。
反观她的女儿沈辛夷,最缺乏的便是生命力触受。格非放大了沈辛夷的女性特质,《登春台》中11次描写沈辛夷流泪,与毕飞宇《哭泣的生涯》、苏童《碧奴》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格非用眼泪构建沈辛夷的女性主体身份,来对抗苦难人生。每当沈辛夷回忆起母亲,与性侵的不堪回忆时,似乎只能流泪面对,用眼泪去浇灌的伤口越来越痛,她变得无法释然、敏感隐忍。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深受声音的困扰,沈辛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。格非通过她在笤溪生活时“声音景观”的描述,展开隐含的心理创伤与身份认同。她在故乡的生活环境,可用“声音碎片的黑暗之海”来形容,被言论、训诫、箴劝、格言、琐谈、意见、聒噪等围困。而后的性侵事件加剧了她对声音的敏感:猥亵男紧贴她耳朵萦绕不去的絮聒,搬去新小区的聒噪市声,朱老师在猥亵事件后对她的励志说教,这些人为的、嘈杂的、无孔不入的声音,构成了她的炼狱与成长空间,加剧烦恼与焦虑。这些声音景观,也与沈辛夷儿时生活在苕溪老屋时,听到的自然声音景观形成了对比。它们由风声、雨声、雷声、大雪压松枝的声音构成,织成厚茧子,曾形成一种抚慰她的力量,却注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失不见。
去北外前,那些箴言中唯一让沈辛夷认可的“越好就是越糟”,形成了她的价值观。对嘈杂声音景观的无比厌恶,让她与深受声音困扰的普鲁斯特产生共鸣,这个同病相怜的“声音知音”,让她选择在大学学习法语。在声音景观的驱使下,沈辛夷的价值观,与生活选择,最终构成了她的自我身份认同。在自我身份的构建中,在心理创伤的疗愈与倾吐中,沈辛夷慢慢明白——离开乃和解之道,不再执着于怨恨她的“提婆达多”。
格非为这两个女性,安排了相似的伴侣——桑钦与周振遐,二者都与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产生了联系。桑钦身上梭罗式“寂静的绝望”暗示了他的悲剧命运,他没有任何坚实或恒定的东西托住自己,只能选择陨落;而周振遐同样与梭罗以及隐逸之士心意相通,却能在世俗中做到圆融,年龄与阅历,或是他比桑钦更能托举住这些想法的因素。但也正是这种“出尘之想”,加剧了他和陶渊明同样的“我执”,将“人我”当作优先,仍是有待之境。而后的“无我”之境,周振遐这种一味追求自己清净孤独的避世想法,还远未达到。
故事的最后,这两人终究无法陪伴沈辛夷与姚芩长远地走下去,更无法救赎两位女性。贾连芳亦是孤身一人走到最后,丈夫的存在只会阻碍她的前进。因此,格非的命运安排,也暗示了姚芩自渡的必然性,沈辛夷在姚芩引导之下的成长,以及贾连芳“处处都是罗德岛”的主体性。她们挣脱故乡与家庭凝固的琥珀,扇动蝴蝶翩跹的翅膀,在异乡,寻到了生命柔韧悦动的质地。